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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區2010-2019年股東涉及職務侵占罪案件分析

發布日期:2019-07-08 來源:華商龍崗律師

深圳地區2010-2019年股東涉及
職務侵占罪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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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AIQINGLVSHI

GUANGDONGHUASHANG(LONGGANG)LVSHISHIWUSUOXINGSHIZHUANYEWEIYUANHUIZHUREN


2019年4月25日,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官方微信號稱,確認大股東魏銀倉身處美國、原總裁孫國華等6人已被刑事拘留數日,同時披露了相關人員涉及的七宗案件,其中以股東涉及職務侵占罪的涉案金額最大。就此,因“10億對賭”事件曾廣受社會關注的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引起了舉國關注。同時,其公司股東、管理者等人涉嫌刑事犯罪,也讓許多公司股東開始反思,經營、管理活動中存在的刑事風險,尤其是職務侵占罪。

01

深圳地區2010-2019年案件相關數據顯示的情況


筆者以“股東”為關鍵詞,對裁判文書網上深圳地區2010-2019年(截至2019年5月30日)這十年的職務侵占罪的有效判決書進行分析,發現其中涉及股東犯罪的案件數僅為18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為1.5%。考慮到實踐中大量存在的由他人代持股份的情況,將搜索關鍵詞擴大到“實際控制人”、“董事”、“董事長”等,剔出相同案例后發現,發現涉及職務侵占罪的案件數僅為30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為2.6%。即使考慮到該類案件可能涉及商業秘密等因素,相關判決書未公開,也基本能判斷股東涉及職務侵占的刑事案件數非常低。

02

案例分析


通過數據收集發現,深圳地區的股東涉嫌職務侵占罪的數據基數不足,無法通過大數據分析的方式來反映其普遍規律因此,筆者選取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來闡明,股東在管理公司事務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刑事風險。


被害人公司已被轉讓,且在公司的會計賬本及原始憑證缺失的情況下,能否認定股東職務侵占?


案例一

 案號:(2016)粵03刑終815號


【案情簡介】

A公司的股東,法人代表、總經理查某,于2006年8月21日注冊成立了B公司(即被害人公司)去承攬A公司機電安裝及廠房裝飾裝修工程項目。該公司由被告人張某松擔任B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占35%的股份,負責公司的全面管理工作,包括工程項目施工管理和原材料采購及工程款項結算、收款等全面工作,另有第三人(代替查某持股)任公司股東,占55%股份,不擔任B公司的任何職位,也不參與B公司的管理。

后,B公司承攬A公司的機電安裝等工程造價為人民幣2270萬元。直至2010年10月26日,A公司已支付人民幣1830萬元,剩余人民幣440萬元工程款未支付。自2010年起,被告人張某松向B公司謊稱與A公司之間的工程款存在糾紛,A公司拒絕支付工程尾款。但實際上張某松與A公司對于剩余的人民幣440萬元工程尾款已達成付款協議。2010年10月至2012年2月期間,在B公司其他股東不知情的情況下,張某松將人民幣440萬元工程尾款,通過地下錢莊提現和轉賬,并占為己有。

同時,為達到侵占A公司支付的工程尾款440萬元的目的,并掩蓋其職務侵占行為,張某松拿走了B公司的財務章、公章、法人章等全部印章,還將B公司的會計賬本及原始憑證轉移,后不知去向。其后張某松多次向B公司股東查某等人謊稱公司仍有許多工程款無法收回,難以經營,并通過支付120萬給查某作為股權轉讓款,致使公司股東查某等人同意其建議將公司轉讓,后B公司于2011年11月16日轉讓給現B公司法人及股東熊某,公司地址也于同年11月1日變更為深圳市羅湖區某村。


【判決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張某松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職務侵占罪。判決:被告人張某松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五萬元。

一審宣判后,原審被告人張某松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件分析】

不得不說,本案被害人的維權之路非常艱辛。首先,本涉案的機電安裝及廠房裝飾裝修工程項目還涉及關聯交易。從時間上看,涉案的機電安裝及廠房裝飾裝修工程項目于2008年竣工,剩余人民幣440萬元工程款于2010年10月至2012年2月期間分16筆以轉賬支票的方式支付。而直至2013年10月被告人張某松才第一次因此事被公安機關詢問,但當時并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直到2014年11月本案才得以立案。從證據角度看,2009年7月份之后,被告人張某松拿走公司的全部印章,轉移公司的會計賬本及原始憑證,并且2011年10月31日與原股東就B公司的股權轉讓事宜,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于2011年11月變更工商登記至新的股東熊某名下。雖然被害人仍然是B公司,但B公司的新的股東也缺乏追究該職務侵占行為的動力。所以本案應當是經歷艱辛的維權之路, 從最終得以立案。

本案中認定職務侵占罪的兩個關鍵點:

一是B公司開具給A公司的委托書,要求A公司將應支付給B公司的440萬元工程尾款,匯至指定的第三方。后查明,委托書為張某松保管B公司印章期間出具;并且,該指定的第三方指認,該部分轉入款項系張某松讓其幫忙提現,之后通過現金和銀行轉賬的形式給了張某松。

二是張某松自述的B公司因2010年左右涉及其他民事糾紛,其基本賬戶被法院查封,經公司股東協商,決定將A公司后期的工程款通過地下錢莊提現和轉賬,因此張某松將剩余的約工程款轉到第三方公司賬戶上,然后進行提現。但張某松的辯解未在被害人陳述及證人證言中得到映證,而且無相應轉回B公司或其股東,或用于B公司經營支的轉賬記錄及現金收據等資金流轉的證明材料支持。

因此,本案雖然表面看上去大部分證據缺失,最終依然認定了職務侵占罪。





不以侵占公司財產為目的,而因其他目的隱匿公司財產,能否認定為職務侵占?


案例二

案號:(2014)深南法刑初字第723號


【案情簡介】

2009年9月1日,被告人楊某和C公司共同出資成立被害單位D公司,其中C公司占51%股權,楊某占49%股權,C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君擔任D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為楊某,D公司經營兒童早期教育服務業務。楊某負責某公司的日常具體經營工作,C公司負責培訓、教案及品牌等,且每年定期對D公司財務賬冊進行審計。2013年6月3日,楊某與C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君等人因D公司控制權發生沖突,劉某君全面控管D公司,楊某不再負責公司經營。2013年10月11日,楊某因涉嫌職務侵占D公司財產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其被指控的侵占行為如下:

1、2010年11月,楊某準備設立分店,在D公司內帳中列明支出418982元租賃保證金及裝修工程款項。后分店未開設,租賃保證金418982元被退回,D公司財務人員(楊某妹妹)將該退款存入其個人銀行賬戶,未在上報C公司的內帳中列明。

2、2013年1月25日至4月26日,楊某指使D公司出納在上報C公司的內帳上虛列八筆廣告費,合計3027500元,并基本按照虛列的時間和金額從某公司使用的D公司財務人員的個人銀行賬戶中取現,再存入楊某的保姆羅某新開的銀行賬戶中,該銀行賬戶由楊某控制。

3、除上述款項外,截至2013年11月,楊某指使D公司財務人員將屬于某公司所有的存放在財務人員個人銀行賬戶中的資金取現后先后存入他人個人銀行賬戶,金額高達4869770元。


【判決結果】

本院認為,被告人楊某利用職務之便,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職務侵占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某職務侵占3027500元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楊某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二、被凍結的贓款3027500元由扣押機關依法返還被害單位D公司。


【案件分析】

與絕大部分此類案件一樣,本案也是因為股東反目導致的職務侵占案。但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所謂被侵占的錢全部都存在由被告人楊某控制的案外人賬戶里,并未被楊某因私動用,唯一一次動用該款項是用于D公司的管理支出。而案發后,被告人楊某在第一次被公安機關詢問時,就主動告知了公司賬戶及相應資金去向的情況,未對被害單位造成損失。據被告人楊某辯稱,因其與大股東C公司因D公司控制權發生沖突,其轉存、控制D公司資金至案外人賬戶,是為了有效維護自身權益,逼迫法定代表人劉某君與其協商解決股權糾紛, 其主觀上并無侵占公司財產的故意。所以,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不以侵占公司財產為目的,而因其他目的隱匿公司財產,能否認定為職務侵占?

關于公訴機關指控的第一單,楊某侵占租賃保證金一事。此單418982元的租賃保證金退回后存于D公司時任出納楊某甲個人銀行賬戶,雖然未在D公司內帳中列明收入,但本案有證據顯示,楊某甲的該賬戶事實上長期為D公司所用,故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楊某將上述保證金據為己有。

關于公訴機關指控的第二單,廣告費3027500元。原審法院認為,職務侵占罪中的“非法占有”應相對于被害單位而言,凡未得到被害單位批準或授權而占有該單位財物的即屬非法占有,至于行為人占有該財物的動機或用途并非本罪是否構成的考量因素。本案中,被告人楊某將某公司所有的3027500元轉移至第三人銀行賬戶,導致B公司已喪失對該款掌控的事實清楚。且被告人楊某每月上報給C公司的內帳中虛列總額基本相當的八筆廣告費用,顯屬故意隱瞞該款實際去向。因此構成職務侵占罪。

關于公訴機關指控的第三單,從本案證據可見,案發時被告人楊某確與某公司存在股權糾紛,被告人楊某辯稱的:其要控制住這些資金保障公司的運營,且不會在談判中處于被動地位,存在合理性。同時,楊某系D公司的實際經營、管理者,其掌管部分公司現金符合常理,現無證據證明被告人楊某對該筆款項采取了任何平帳或其他掩飾該款去向的行為,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某侵占該款項證據不足。

對于,原審法院關于“非法占有”的認定,筆者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認定“非法占有”應當主客觀一致,行為人應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同時客觀上也采用了“非法占有”的手段。

本案證據顯示D公司每月僅需向C公司上報內帳而無需出示相應會計憑證,意味著楊某如需隱瞞款項的實際去向,僅需在上報內帳中平賬。從被告人楊某的行為來看,其在每月上報給C公司的內帳中虛列總額基本相當的八筆廣告費用,并持續一段時間,可以得知楊某確實有隱瞞該廣告費實際去向的故意。

因此,雖然被告人楊某當時是將包括3027500元廣告費在內的公司款項全部轉移至第三人銀行賬戶。即使原審法院認定除3027500元之外的款項,不屬于職務侵占,確依然可以認定被告人楊某對該筆廣告費存在侵占的故意,并且其行為也使得B公司實際上已喪失對該款的掌控,所以從該款項進入第三人銀行賬戶,楊某的職務侵占行為已經既遂。在犯罪既遂后,楊某的后續行為只能作為量刑考量了。

綜上,筆者雖然認為原審法院在“非法占有”認定上的解釋有失偏頗,但本案的判決確不存在錯誤。


03

結語



根據筆者實踐經驗,股東涉及職務侵占罪大部分都發案在公司股東或管理人員之間發生糾紛之后。而這類案件發案量低有兩方面原因:

1

一是目前的公司大都以人合性為主要特征。

股東或管理人員之間先有一定的感情基礎,再選擇業務合作。即使在合作過程中因公司財物被侵占產生糾紛,也會先選擇民事途徑解決,因此,股東或管理人員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不會選擇刑事途徑。所以,有相當大一部分有職務侵占行為的案件未進入刑事程序。


2

二是跟職務侵占罪的報案難,有直接關系。

根據《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轄分工規定》,職務侵占罪屬于經濟犯罪偵查局管轄。但近年來,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多種多樣的新經濟形式出現,使得經濟犯罪的手段也快速迭代、推陳出新,罪與非罪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導致經濟案件的偵破難度也越來越大。因此,經偵機關對報案材料要求的標準也越來越高。


同時,實踐中常見在公司經營過程中也未嚴格執行財務制度,造成個人財產及公司財產混同。有些股東為了避稅,將原本需要通過分紅才能提出的個人收益,直接通過所謂的地下錢莊提現或轉賬的事也時有發生。更有股東,為了自身方便,甚至專門成立一個或多個公司用于關聯交易來提出個人收益。這些行為是否能實際反映股東有非法占有公司財產的故意?答案其實并不唯一,也導致罪與非罪之間的界限并不明晰。

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中要求了“嚴格執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所以,經偵機關對公司股東和管理人員的涉嫌職務侵占罪的案件非常慎重。

但,報案人囿于身份所限,無法自行收集證據材料,大量指證犯罪的證據只能依賴于有偵察手段的經偵機關收集。于是,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報案人無能力提供實證,而無實證經偵機關就不予受案的怪圈。進一步拉低了股東涉及職務侵占罪發案量。

談回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可能涉及的職務侵占案件。梳理相關新聞報道可知:2017年下半年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高層人事管理上開始大幅調整,同時發現其公司原來的管理中存在重大問題。及至2018年10月18日起訴,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名義民事起訴股東及關聯公司侵害公司利益,相關刑事案件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偵查。充分說明,即使龐大如銀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這樣的企業,在其公司股東和管理人員的涉嫌職務侵占罪涉嫌職務侵占犯罪時,依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報案之路走得非常艱難。

眾所周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在公司股東涉嫌職務侵占已經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必然是要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對法律共同體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信我們必將迎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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